6月8日，在垄上行公司流转的麦田里，联合收割机在进行收获作业。王世忠供图

　　农业是立国之本、强国之基。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，不仅依靠科学技术进步、产业发展，还要推动改革创新，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，这是解决“谁来种地”问题的关键，也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内在要求。

　　在这个收获的季节，记者走进宁晋县和魏县，探访当地提高粮食生产组织化程度的新探索、新举措，推出“‘三夏’时节样本调查”报道，揭示他们在促进农业增产、农民增收过程中所做的有益尝试。

　　流转土地4万余亩，覆盖18个乡镇107个村，今年小麦平均亩产比去年增加100多斤……

　　着眼于农户、村级组织、农业公司、农机合作社等四方主体的利益联结，宁晋县于2019年开始探索“四位一体”农业生产经营模式，尝试解决“谁种地”“怎么种”的问题，寻求粮食丰产和农民增收的“双赢”之路。

　　这样的模式设计有何深意？切中农业增产、农民增收中哪些难题？麦收时节，记者在宁晋县田间地头进行采访调查。

　　6月6日，在垄上行公司流转的麦田里，联合收割机将收获的麦粒倒入运粮车。 王世忠供图

　　“今年小麦平均亩产不下1100斤，有的地块儿甚至超1300斤。”麦收这几天，村支书宁保刚从早到晚待在地里，盯着运粮车过地磅。

　　2020年，白木村与垄上行现代农业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垄上行公司”）签署协议，全村土地绝大多数进行了流转。

　　虽然当起了“甩手掌柜”，可白木村很多村民和宁保刚一样，关心着地里的收成。

　　“小麦收成和农户分红挂着钩呢。”宁保刚说，这次流转采用的是一个与以往固定租金流转土地完全不同的模式。

　　根据这一个模式，农户以土地入股流转，在不投入不管理的情况下，不仅仅可以获得每亩900斤小麦的保底收入，当小麦亩产超过1000斤时，还能获得超出部分的60%作为盈余分红。

　　不同于农户对农户、农户对合作社的土地流转模式，该模式纳入了农户、村级组织、农业公司、农机合作社四方主体，将各方利益紧密联结。

　　这，就是宁晋县于2019年开始探索的“四位一体”农业生产经营模式。采用这种模式，仅仅4年多，垄上行公司便流转土地4万余亩，覆盖全县18个乡镇107个村。

　　“这个模式的核心逻辑，就是让农业生产各方建立利益联结，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，从根本上解决‘谁种地’‘怎么种’的问题。”垄上行公司总经理王玉锁表示。

　　2012年，为了示范推广先进农业技术，垄上行公司开展农业生产技术托管服务。

　　要推广新技术，离不开连片成方的土地。为便于机械化操作，垄上行公司想在贾家口镇小刘村寻求“一眼井”托管合作，即为农民管理一眼水井所能覆盖的灌溉面积，50亩—70亩。

　　可去了8趟，反复给村民宣讲，却是响应者寥寥。最后，还是小刘村村支书和村主任带头将自家的地托管，并说服不愿托管的“插花地”农户，才使公司拿下完整的“一眼井”。

　　虽然当时提供的还是托管服务，但垄上行公司的“遭遇”，切中了土地规模化流转中的一个普遍问题。

　　当前，“长期出租、固定租金、每年支付”是土地规模化流转的主要模式，这样虽能保证土地流转收益的安全性，但农民仍难以充分分享产业增值收益。

　　“这使合同关系非常不稳定，尤其是当粮价高了，农户撕毁合同、中断续租的事常有发生。”王玉锁说，这种不稳定的流转关系，使规模经营主体不敢放心投入，限制了先进的技术、机械的应用，制约了土地规模经营应发挥的作用。

　　按“四位一体”农业生产经营模式设计，村级组织主要为村委会，扮演着重要角色——与农业公司联建村级生产服务站，组织农户自愿与公司签订流转合同并协助生产，从而获得农业公司支付的每年每亩30元—150元土地组织服务费。这笔服务费可作为村集体收入留存。

　　“村级组织的加入，不仅有利于在土地流转中充分保障村民利益，也降低了农业公司和农户的沟通成本。”垄上行公司信息中心主任王世忠说，更重要的是，保证了土地流转的稳定性，促进了零碎土地实现连方成片。

　　现在，垄上行公司流转的4万余亩土地中，500亩以上连方成片土地面积占67%，“一眼井”约占15%，剩下的流转面积多介于80亩到500亩之间，真正的完成了“小田”并“大田”。

　　而成为利益联结方之一的村级组织，也有积极性。“有了这些村集体收入，我们做成了很多以前想做却做不了的事。”宁保刚说，2021年，村里花钱将路面修得平平整整。去年，又花12万元换了150多盏太阳能路灯，让村里的公共照明上了一个新台阶。

　　6月8日16时，白木村麦地。对准收割机机身上张贴的二维码，运粮车司机王帅掏出手机，轻点垄上行公司信息化监管平台手机App“运粮管理”界面的扫码按钮。

　　扫码成功，王帅的手机界面上，收割机机手姓名、运粮车车牌号等信息逐一显示。确认信息无误后，伴随着收割机机手岳强的操作，收割机的出粮口缓慢平移到运粮车车斗上方，沉甸甸的麦粒倾泻而下。

　　这场线下对接进行的同时，垄上行公司的信息管理后台也同步将有关数据推送到仓储环节。

　　“麦收时，田间地头来往的运粮车很多，往年曾发生粮食被冒名车辆运走的情况。”王世忠说，现在试行的这个信息“小助手”，就是专门为解决这一个问题研发的。

　　2022年，垄上行公司搭建了信息化监管平台，涵盖粮食生产从耕地播种到灌溉植保等所有的环节。目前，该平台累计研发投入近百万元。

　　“今年夏收，垄上行小麦平均亩产1056.7斤，相比高产田产量，这一个数字不算亮眼，但相比前两年，产量有了很大提升。”宁晋县农业农村局党组副书记曹国峰认为，这与规模化后的管理改善密不可分。

　　曹国峰说，当前宁晋县千亩以上的经营主体超100家，还有三四家万亩以上的经营主体，这就牵涉慢慢的变多的管理问题。若无法实现有效管理，规模流转就难以达到应有的规模效益。

　　在一张垄上行企业内部管理运行图上，记者看到，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只有20多人。王玉锁介绍，总经理之下设有8个生产部长，每个部长管着十多个村；每个村又有对应的生产队长，生产队长是雇当地村的农民来担任，每人管理300亩—500亩地。公司还对应每个层级制定了与效益挂钩的激励机制。

　　“土地规模化之后，公司采用了大量先进的技术，但农业同工业生产管理不同，没有硬约束，很多执行标准不好量化，这在实际生产中就出现了不能将先进的技术落实到位的问题。”王玉锁说。

　　2022年之前，垄上行的小麦平均亩产一度徘徊在800多斤。明明用的都是先进的技术，为什么地就偏偏种不好？

　　王玉锁介绍，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最大的不同，就是要抢抓农时。比如，玉米出苗水，必须在3天内浇完。虽然每年秋播前，公司都会强调一定要及时浇水，可往往当玉米苗长出来后，却发现出苗高低不平。“很明显，水是浇了，可并不都是按要求时间浇的。”他说。

　　“玉米播种时，播种机的行进速度不超过每小时5公里，播后要求一亩地的时间不少于1.5小时。”王玉锁说，虽然公司会跟机手把各种机械作业操作事项一一列出来，但真正操作中，还是存在巨大的监管难题。

　　“今天5:20—5:30，陈茂国在北白豆村巡田了，巡田距离是2100多米。”

　　“今天早上，齐京文在赵平邱南村巡田了，1小时35分钟，巡田距离是2800多米。”

　　点开垄上行公司信息化监管平台手机App的“巡田管理”，王世忠仿佛有了一双“千里眼”，100多个管理人员的巡田轨迹，都用蓝色线条标记得清清楚楚。

　　“里边的每项操作，每个要采集的参数，都是在生产实际管理中发现的盲点痛点。”王世忠说，借助信息化，一个个管理难题正在迎刃而解。

　　“原来收割都是东两亩、西两亩的，功夫都耽误在路上了。现在和公司合作，一天收150亩没问题。”6月10日，宁晋县赵平邱南村，机手申彦西打开了话匣子，说起了变化。

　　申彦西是唐邱镇唐邱一村村民，经营着一家农机合作社，合作社共有七八个机手、10多辆农机。5年前合作社与垄上行公司签订合同，他们为垄上行提供农机服务，按工作量获得服务费。

　　“按合同约定，我们合作社负责600多亩地的耕、种、收等农机服务，去年赚了30多万元。”这样的收入，是申彦西原来收入的两倍还多。

　　今年夏收，忙活在垄上行公司流转土地上的60多辆收割机、200多辆运粮车，都是这样“租”来的。

　　王世忠给记者算了一笔账，以小麦收割为例，按农时要求，收割要在5天内完成。这样，公司每天要收割8000多亩，每台收割机每天收割150亩，至少要购置54台收割机。

　　“按每台17万元计算，仅购买收割机一项，公司就要投入900多万元。”王世忠说，这只是小麦收割机，还没算小麦播种机、玉米播种机、玉米收割机、无人植保机等。

　　“如果自己购置农机，除了农机购置成本，还有雇人开车、加油、机械维修保养等各种花费。”王玉锁计算过，这些成本累计占总成本的四分之一。

　　就在王玉锁为农机投入发愁时，有机手找到公司，询问能否用自己的农机给公司干活。

　　这引发了王玉锁的思考：“公司把村里的地都流转了，还要用自己的机子，那村里原有的机手到哪里干活？”

　　根据规定，公司列出指定农机车型，农机合作社自愿购买农机，与公司签订合同。合同不仅会对农机合作社机手列出操作规范，还会与农机合作社签订服务面积、服务年限等内容。

　　“机手有活干、有钱赚，我们也不用把钱压在农机上了，还能凭借规模优势，享受VIP价格。”王世忠介绍，拿收割来说，机手向散户收费都是65元/亩，但给公司干活，只要45元/亩。

　　“加入农机合作社这一环，解决了公司成本支出的一个大问题。”王玉锁解释，这也相应提高了公司的利润空间，有可能为参与流转土地的农户带来更多收益。因此，这样的模式设计，终究是要服务于农业增产、农民增收。

　　如今，“四位一体”农业生产经营模式还在逐渐完备。王玉锁计划，未来，垄上行公司将纳入粮食贸易、加工主体，在共赢的基础上实现公司收益更大化。

　　“这样，‘四位一体’就会成为‘4+N’。这些‘N’，将不断为增加农户利益优化出更多的利润空间。”王玉锁说。（河北日报记者 周聪聪）

　　在宁晋“四位一体”农业生产经营模式中，这样的逻辑贯穿始终，不仅农户享受保底收入+盈余分红，拿到了较高的流转收入，村委会还能得到土地组织服务费，增加村集体收入，村里的农机手也有活干、有钱赚。

　　伴随采访的深入，记者也慢慢变得体会到，只有算好农民的利益，算好村集体的利益，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农业公司的盈利。

　　作为一种尝试和探索，“四位一体”农业生产经营模式还要一直完善。但这种模式最可贵的地方在于，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是个复杂的系统问题，绝不是农户利益分多了，规模经营主体的利益就一定会损失，而是要做好与农民“共赢”。

　　因为这背后，农户利益与土地规模化关系紧密，而土地规模化的实现与否又直接决定了规模经营主体的收益如何。

　　在实际土地流转中，有的合作社说起来流转土地上千亩，可到地里实际一看，流转的土地却非常分散，大的二十来亩，小的地块只有三四亩。这样的流转现状，既不便利大机械作业，又难以集中管理，很难实现规模化流转应有的规模效益。

　　而“四位一体”农业生产经营模式，让我们正真看到，珍视农民利益与土地规模化流转所形成的一种良性循环。因为利益得到保障，所以农民愿意将土地流转，这样的农民慢慢的变多，自然也就消除了土地流转碎片化、分散化和流转关系不稳定等问题，规模经营主体便可以完全放心应用先进的技术、持续追加投入，土地产出效益慢慢的变好，农民利益能得到更充分的保障，也有一定的可能分享更多土地的产业增值收益。

　　这也提醒更多的规模经营主体，涉及土地流转问题，目光绝不应仅仅放在分蛋糕上，而应该着眼于怎样把蛋糕做大。要通过农业规模化经营使得农业生产更为现代化，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，增加农产品附加值，从而在发展中，使农民获得更稳定和可持续的经济收益。